博鳌论坛期间，俄罗斯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当场宣布加入亚投行，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在3月31日之前呈现井喷式增长，丹麦加入亚投行之后，其创始成员国已经达到42个。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已经远远超出亚洲范畴，而具有更多的国际性，亚投行也从亚洲的多边金融合作平台变成了“服务于亚洲”的多边平台。另外，亚投行与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地区多边金融机构具有了更多的相似性，亚投行在治理结构、透明度等方面更加“常规化”，国际化和常规化大大增强了亚投行的国际合法性。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之外，亚投行就这样“软着陆”诞生并被普遍接受。加入亚投行已经成为潮流，反倒是美国和日本成为“少数派”。自英国宣布加入亚投行以来，短短两周，亚投行的性质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亚洲之外的发达国家成为新成员国的主力，尤其是欧洲国家，亚投行切实成为国际性的金融机构。国际多边组织的合法性源于效率和合理性，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中间组织。每个具有生命力的国际组织都肩负着自己的“使命”，比如联合国为了世界持久和平，世界银行和IM F为了减贫和全球经济稳定，虽然这些组织的决策权掌握在少数国家手中，但它们的必要性已经无可怀疑。当然这些组织需要提高效率。联合国遭受诟病的一点就是它的决策效率比较低，而为了提高效率又不得不把决策权集中于少数国家手中，比如联合国安理会。而美国则掌握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否决权，美国和日本不加入亚投行的理由就是，中国可能会持有亚投行的否决权，而《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有可能放弃亚投行的否决权，中国财经高官也表示会在平等的基础上与成员国进行协商，不会保持特权。这将大大增加亚投行的吸引力，在可预见的未来，亚投行可能成为亚洲乃至全球多边金融合作的新平台。亚投行是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秩序变革的产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但是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问题上拖而不决。虽然新兴市场经济体在G D P总量上与发达经济体分庭抗礼，但是在全球经济治理问题上却处于失语的状态。存量改革困难，那就在增量上做文章，亚投行的建立增加了发展中国家进行基建融资的选择。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加入亚投行，也是对这一增量改革的承认。亚投行的代表性已经得到确认，其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治理能力。以目前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来看，发达经济体的多边治理经验、中国的资金以及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这三个要素需要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不可否认，发展中国家在环境、债务可持续性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亚投行作为一个金融合作平台需要充分考虑到自身的信用评级，因此，发放贷款方面需要严格的标准和程序。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经验可以借鉴，与这些金融机构的合作能够让亚投行快速成长起来。随着域外国家的加入，亚投行的投票权设计可能也会相应调整，亚投行是服务于亚洲基础设施发展的银行，而不仅仅是亚洲国家的银行。新加入其中的发达国家也会将自己的经验和诉求在亚投行中表达出来，而如何整合这些利益诉求是亚投行面临的挑战，也是突破传统多边治理机构模式的机会。亚投行的深刻意义在于非西方国家可以在全球经济秩序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近代以来，世界经济规则都是由欧洲和美国来制定的，尤其是“二战”结束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体现了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冷战期间，美苏对峙让全球市场一分为二，冷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变成了全球规则。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霸权带来的巨大风险，为了规避风险，改革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亚投行的诞生顺应了这一改革诉求，以增量改革的方式推动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化，大大减少了与世界银行等既有机构的摩擦，这也是东方智慧的一种体现。可以说，亚投行代表着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的新方向。